小人物“老猪”记事系列之3︰

我的父亲母亲

我的父亲母亲于近几年已经相继离去，但他们永远活在子女(我和弟、妹)心中。

我的父亲邱光乃（原揭阳市房产管理局退休干部，后划转市自然资源局管理）因心肺衰竭，于年1月31医院住院，经尽力救治无效，在年2月14日（农历庚子年正月二十一日）22时04分去世，享年90岁，其骨灰已于2月16日10时前送至榕城区慈云禅寺，与我母亲胡惠兰（原揭阳市大华鞋厂退休职工，已于年4月19日21时07分去世，享年83岁）的骨灰合存。我小女儿说：“爷爷的花儿谢了”，我则在心中默默地说：“父亲‘远航’(这是他年轻时的愿望)去了”。

父亲住院及去世这段时间，正值疫情初起。特殊时期，危险无处不在，为响应政府号召，丧事极简（仅子孙参与），不敢通知各位亲友，至后事理妥才一并告知。“从简办丧事”也是在践行我父亲的遗愿（还有其他遗愿如“捐献眼角膜”、“骨灰撒榕江边绿化树下”等等，无法践行）。

父亲去世已二年有余，但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作为长子，我有责任对父亲生平做一简介（虽难免挂一漏万）。

我父亲年5月12日出生于（现）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青溪镇上坪沙村（一个青山绿水环绕的美丽小山村，村道呈倒菱角形）一户世代书香门弟人家，祖上姓“丘”，排“光”字辈，取名“丘光鼐”（音“乃”，义“大鼎”。古之“鼎”，逢祭祀大典必用，庙堂之重器也，不可或缺），后来（上世纪九十年代）换户口簿、身份证，被户籍部门输入成“邱光乃”，沿用至今（原用的名加注为曾用名）。另，我父亲一直对“丘”写为“邱”是反对的，认为是古代后期御用文人为避孔子名讳（孔丘）而生造出来的（尽管后来“丘”、“邱”通用，他还是坚持这样的观点）。

父亲从小天资聪颖、学习勤奋，曾为大埔中学（大埔县最高学府）初中部高材生，后考入“广东省立潮汕高级商船职业学校”（设在汕头，培养商用轮船管理人员，我父亲有多位原来的同学后来成了新中国各大远洋轮的船长），年下半年因家道中落辍学（祖父因担任过原大埔县埔北区区长，怕为新政权所不容，临近解放时带我三伯父逃港，从此祖父与我父亲未再见面，客死他乡，这是父亲心中的隐痛），后来经母校及汕头市军管会干部推荐，参加潮汕干部学校（时任校长曾广、副校长吴坚）第四期训练班招录学员考试，年11月26日被录为（当时该校公布的）潮汕地区名、潮安考区名正取生之一，编入该训练班第一大队第一分队第五组。从此“挥别远方江海，扎根脚下土地”，结业后（年5月）编入潮汕地委揭阳工作团土改队，参加清匪反霸、土地改革运动（当时执行任务要配备短枪，真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年5月调入揭阳县，历任县人民委员会财税科科员、县财税局农业税主办、地方财粮组主办（主要从事农业税征收管理，兼房地产管理工作）。年4月调入县计划委员会新组建的基本建设局，从此专门从事房地产管理工作（历任该局房管业务主办、县建委房管科副科长），先后经历县基本建设委员会、县建设委员会、揭阳县房管局、榕城区房管局、揭阳市房管局，年1月在揭阳县房管局办理退休手续并返聘（退休前及返聘时职务均为局业务顾问、档案信访室主任，年6月后不再担任该室主任，改任该室工作顾问），至年8月因身体原因正式退出工作岗位(年5月下旬因患多种疾病住院保守治疗近20天，6月中旬出院后还要继续上班，被子女尽力劝阻才作罢，至8月办妥移交手续)，从事公务时长近56年，是揭阳县级以上机关中从事房地产管理工作时间最长、业务最熟悉的干部。

他如牛负重，坚韧前行。长期以来承担了常人难以胜任的工作，年苏联百万大兵压境，“林副主席一号命令”下达，沿海政府机关准备迁内地，动员各单位人员申请退职，但我父亲的申请，领导就是不敢批准——因为批准他退职了，需要安排7个人来顶替他原来承担的工作！工作繁重，长期熬夜，只能靠香烟提神（从30多岁吸到70岁才遵医嘱戒烟），对身体造成无可挽回的伤害（这是后来导致肺功能衰竭的直接原因）。

他精研业务，竭诚为民。被誉为所在单位的“活档案”(不辞辛苦，足迹踏遍县域各地，对县城及各乡镇公房情况了如指掌，随口能说出每间公房的方位、座落、房管编号，准确率达到95％以上)，为群众热情服务，不厌其烦，详细解答问题，相关领导、群众给予很高评价。

他坚持原则，宁折不弯。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父亲担任揭阳县财税局农业税征收股主办干事(工作职责、工资待遇都相当于股长，但无股长的权力)，单位领导授意他将当年度辛辛苦苦征收上来的担公粮移作它用，他坚决顶住不办，当即被“穿小鞋”，年4月下放云路公社棋盘大队和县干部生产基地“劳动锻炼”（至年6月才返回原单位），任务重，口粮缺，饿极，有时不得已抓田鼠充饥，但始终不改初衷。后来还多次在单位会议上针对歪风邪气现象提出批评意见一一他就是这么铮铮铁骨、“死性不改”！

他热爱学习，广交朋友。一个客家子弟，到潮汕地区学习、工作仅几年，就能说得一口标准的潮汕话，让人刮目相看。上世纪80年代，已经50多岁的他还参加英语学习班、中山大学中文大专自学考试；90年代(退休后接受原单位返聘期间)还参加“中华书画函授大学”培训班，经二年潜心学习，取得书画专业大专毕业证书。其书法习作讲究笔法、畅抒心志；笔下花鸟虫鱼活灵活现。遇同事、朋友来访，潮汕话、客家话、标准的普通话轮番上阵，间歇夹杂几句简易的英语对话，探讨业务、闲聊世事，天文地理、古今中外，眉飞色舞，手舞足蹈，不亦乐乎！

他平易待人，敦睦邻里，不厌其烦地为相关群众解释房产政策规定，热情为邻里解决问题，在邻里间，“邱伯”就是一个贴心人、“老顽童”。

他热爱桑梓，多次乐捐，为家乡发展农业、兴学育才、修谱建祠、修桥造路每每出谋献策，竭心尽智，是乡亲们心目中标准的“乡贤”。我记得，年春节前﹝我12岁，父亲40岁﹞，父亲通过老关系买到两大麻袋的水稻良种“科字6号”，带往家乡。父亲踩自行车，载着我和这两大麻袋谷种先到潮安，将自行车寄放在相熟的税务系统同事那里，再带着我和两大麻袋谷种搭乘去大埔的小客轮，半夜三点在三河坝到站上岸，准备隔天一早转乘去茶阳（大埔的老县城）的客船，天气好冷，又敲不开客栈的门，只能坐在两大麻袋谷种上等到天亮，父亲紧紧地搂着我（尽管我已穿成一个“大棉球”），怕我冻着了，我浑身暖乎乎地。第二天到茶阳后，家乡青溪公社上坪沙大队派人开手扶拖拉机来接我们（这也是我唯一一次乘手扶拖拉机），驶过约15公里崎岖山路，顺利回到家乡，那两大麻袋的水稻良种对发展家乡农业生产确实起到相当作用。春节后沿原路返回，到潮安取回自行车，一路上，父亲载着我赶过了49辆自行车，父子都好“嗨”的，身高不足一米六的父亲在我心目中的形象霎时间高大起来。

他一心向党，矢志不渝。从参加工作次年起，每年都向所在单位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但因家庭成份(富裕中农)、海外关系(父在港、堂姐在马来西亚)等因素，在极左思潮影响下，迟迟未能如愿，直至改革开放后，年6月才被批准入党(至此共递交33份入党申请书)，但他无怨无悔，积极参加组织生活，按时交纳党费，热情宣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年汶川地震后他交纳了特殊党费元（当年揭阳市交纳特殊党费元以上的党员干部有多人，其中大部分是处级以上干部），临终前还特别交代子女代交最后一次特殊党费元。

他激励后代，发奋图强。子女三人，原来都是工人身份，于年通过不同途径同时取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小儿子（原揭阳县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工人）经回校（揭阳一中）补习二年考上东北工学院自动化专业（冶金部直属重点大学，当年理科实际录取率为4%，考上这种学校更是凤毛麟角）；大儿子（原国营揭阳县橡胶厂、鞋厂工人）经过几年艰难的业余自学考上韩山师专中文系（当年文科实际录取率为2.8%）；女儿（榕城房管所职工）考上揭阳电大工业企业经营管理专业。三人完成学业后皆以一己微力报效社会，小儿子晋升为广钢集团高级工程师、设备专家，大儿子几经工作调动、岗位转换成了（揭东住建局）公务员，女儿成为事业干部、所在单位骨干（房管所人秘股长）。孙辈中，多数考上重本、大专，分别向财会管理、教育培训、动漫技术方面发展。

他多次获得上级党政、相关部门授予的荣誉，年度久远的已难以罗列，以后期（获得的）择其要者计有：1、揭阳市落实侨务政策先进工作者（揭阳市人民政府颁发）；2、年度优秀共产党员（中共揭阳市建设局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颁发）；3、广东省房地产业职业教育先进工作者（广东省建设委员会颁发）；4、广东省儿童少年工作模范家长（广东省儿童少年工作协调小组颁发）。

他就是这样一位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的老前辈；一位尝尽人间五味、百折不挠、积极向上的老前辈；一位爱国爱岗、忠于事业、乐于奉献、值得尊敬的老前辈！

我的母亲胡惠兰年9月5日出生(战乱年代，军旅人家，出生地未明确)，解放后我外祖父作为从旧政权接收人员，安置在揭阳县人民政府税务系统工作，我母亲也于年吸收进县烟丝厂(在这期间，年经我外祖父的同事练宇宙老先生穿针引线，认识我父亲，组建家庭，次年10月底我出生，再过三、四年，妹、弟陆续降生，这个家热闹起来了)，几年后调到县印刷厂(经过上级部门培训后，任厂部卫生员)，后来因工作需要又抽调到县橡胶厂工作(当时该厂刚起步，职工缺乏，要求县工业局从所属企业抽调人员支援，从县印刷厂调动过来的就有4人)。直到年11月，我父亲单位(当时为县财税局)领导来动员我上山下乡(到肇庆地区广宁县境内，广东省最大的国营林场“红旗林场”)，我外祖母、我母亲怕我和我舅舅一样“一去不回头”(我舅舅于年下乡到和平县，几年后就在当地安排工作、成家立业，也不愿意调动回来----这是后话)，所以千方百计不让我和我父亲单位领导见面，最终我无法成行，我当年高考报名手续已办妥，也“泡汤”了(因为我父亲单位领导扬言:你只要去参加高考，就一定要上山下乡，所以我连高考的准考证也没有去领取----反正我在十年“文革”期间根本就没有真正地读过书，不可能考上的，上试场只是去“热身”而已)。我母亲恐怕他们以后再来“做思想工作”，无法应对，所以申请办理提前退休、让子女顶职的手续(全厂同时申请的有十几人，有的是临近退休的，有的则只有四十出头，比我母亲还年轻；顶职的子女有的刚初中毕业，个别的已二十五、六岁，我十八周岁，属于中间；基本上都属于规避“上山下乡”这种情形的)。以往这种手续需要差不多一年才能批准，这次却特别快捷，一个月就办妥了。这样，年1月10日我被批准顶职，1月19日进厂当学徒工，我母亲则工作到1月底回家。因为提前退休，当时的退休金只有在职工资的60％(原工资43元，退休金为25.8元；另有原附加工资2.5元，全额发放。即:退休前为45.5元，退休后为28.3元)，我第一年学徒工的生活费是每月20元(这个还是刚提高不久的标准，提高前是每月17元)，所以我顶职进厂之后，家庭经济基本持平。

上世纪50-70年代，参加义务加班、社会义务劳动的风气盛行，母亲晚上经常要回厂加班(那个时代根本就没有休息日的概念，我在年参加工作后，开头2年还经常要义务加班，后来才按个人工资底数计发加班费)，还时不时要参加社会义务劳动，比如榕江西湖、揭阳学宫前面的一对半月形池塘(因为形状好像一对眼镜，我们当地人俗称“目镜池”)，都是我母亲这些工人在工余用人工一点一点地挖出来的!讽刺的是:母亲他们挖出来的“目镜池”，却在“文革”时期因为“破四旧”，被我们这些学生填平了(-74年，我在揭阳红旗中学读初中，学校与揭阳学宫相邻，这个“历史重任”就落到我们肩上)，“文革”后才恢复原状。因为经常需要义务加班，母亲确实没有多少精力料理家务(上世纪50年代末我刚出生时，母亲就几乎每个晚上都要加班，连哺乳的时间都难以安排，只能将我交托给外祖父母抚养)，幸好我父亲相当尽责，在繁重工作之余(他比我母亲更忙)，尽量帮母亲减轻家务负担(母亲买菜做饭，父亲洗碗拖地、日常水电小修理等等)，才勉力撑持过来。母亲因长期劳累，且体质偏寒，营养不良(这是那个时代的通病)，在上世纪70年代得了“胃下垂”的病，面黄肌瘦，后来听朋友说抽“熟烟”(烟油含量大的褐色烟丝)可缓解，试用一段日子之后，居然逐渐好起来了。

母亲一贯勤俭持家，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用。因为家庭经济问题，平时与我父亲也有许多不同意见。父亲平时非常俭朴，但对亲友很大方，家乡亲戚有困难，他都尽力相助。对于没有正常收入的二伯，尽管有他女儿供养，我父亲还是经常接济他(上世纪40年代后期，我父亲在汕头读书，二伯在普宁当邮差，从经济上对我祖母、父亲有过帮助，我父亲铭记于心，总是找机会报答)；其他乡亲遇到暂时困难，写信求助，他也尽力帮助解决；甚至有个别亲戚，经济条件与我家差不多(或许还稍强一点)，提及自己的孩子考上理想的学校，但经济紧张，准备放弃，让孩子去打工，我父亲出于惜才之心，给他鼓劲，从经济上助一臂之力，最终使其能延续学业(母亲提到这个总是愤愤不平----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我家经济根本就不宽裕)。

还有，我父亲是个大孝子，认为祖母辛苦了一辈子(在家乡劳作几十年)，她有什么要求，应尽量满足她，但我母亲却认为祖母事无巨细都要跟我父亲说，太矫情。这个实在不能怪我祖母，她只剩下我父亲这一个儿子，遇到事情，不找他商量还能找谁？我能理解，所以在我从农村中学转行回县城(年5月)至我结婚前的三年多时间，在有可能的情况下(那几年我在县建委从事技术培训工作，基本上无休息日，有时确实抽不出时间)，尽量每月陪她去看一场电影(喜剧)，让她老人家乐一乐，也能间接减轻父亲的负担。

因为客家人骨子里有“崇文重教”的基因，在培养子女成才这方面，我父母亲的认识高度一致，积极支持，使子女得到很大的发展空间，人生道路越走宽阔(感恩父母亲的爱子之心、宽广胸怀!):年我弟高中毕业，高考落榜，在我父亲单位(县建委)领导支持下，他被安排到县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工作，但一个月后，新学期开学，他就提出要辞工回校补习，我父母亲都支持(可能有些人会认为不划算:舍弃一个稳稳当当的岗位就是舍弃每月一份固定工资，万一考上大学了，还要供4年的学费、生活费，岂不亏大了？)，他也不负期望，年考上东北工学院(成为我们家族的第一个“重本生”)。

年9月，因为我在此之前已经看透了所在单位(原国营揭阳县橡胶厂)的“不治之症”(该厂主产手扶拖拉机轮胎、农业机械传动带等支农产品，实行“政策性亏损”制度，即必须以低于成本价向农民出售产品，每月按实际出售产品数向县财政申请补贴；生产越多则机械损耗越大，但大修理资金迟迟未能拨付，机械磨损，产品质量出现问题就扣发职工工资----我在年底就遇到这种情况:每月20元的生活费被扣了1元多)，预计它将于10年内消亡(年之前，我工作过的2个厂都解体了----与我预计的期限差不多)。而我作为一个“几无”人员(即:无文化----十年“文革”中，学生的任务就是学工、学农、批判资产阶级，是事实上的免费劳动力，名义上的“高中毕业生”，实际上只有小学水平。无技术----从初中开始，在学校“学工”时老师照顾女生，跟着师傅，她们还能学到一点技术入门知识，男生都是做最繁重的工作:比如，我们刚上初中时去榕城农机厂“学工”，班里男生的任务就是排成长龙----每2人相隔约1米，传递沉重的生铁块上高炉，熔成铁水，打造农具，我们都打趣说自己是“接(传递、搬运)生(生铁块)”的；高中阶段分在“农业化学”班，跟着老师用氨水、泥炭土造“土化肥”，分在“农业机电”班的学生还能学到物理知识、开手扶拖拉机，我们则是什么都学不到；到工厂做过近20个工种，都是重体力、简单重复的工作，与技术毫不沾边。无商业细胞和商业渠道----家族中没有人从事过这方面的。无启动资金。总之，到时应该有的都没有!)，到时将何以为生(我已年逾30，需要考虑一个家庭的生计)？所以只能从零起步(除了语文底子不错，其他科目接近空白)，在同样“几无”(无课本:买《数理化自学丛书》来自学，失利，后期才借到英、史、地的课本，转攻文科，终如愿；无老师辅导；无时间:经常要加班，要坚持晚上几个小时自学有时还难以保证。也就是说:什么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经过历时三年多、非常艰难的业余自学，在年考上韩山师专中文系。但在这个过程中，如果2个问题不解决(父母不支持)，我还是无法坚持业余自学，也无法去韩师完成学业的:1、年高中毕业后，当年底我就试着找一些手工来做，贴补家用，起初因不熟练，也缺少原材料，基本无收益，年下半年开始有固定收益(为工艺厂加工细竹支----是制作出口画簾的材料，每月耗时半个月，得到十三、四元----在当时相当于一个人的伙食费)，进厂之后，每天晚上我还继续做手工，为家庭增加收入，但是要进行业余自学，除了要戒绝打扑克(从年9月至今已戒绝40多年)、谢绝走亲访友(自学三年多，每年只有2次到朋友处喝茶:过年、高考后)，还必须舍弃做手工，这样无形中家庭就减少了一笔收入，我父母亲还是支持我这样做，我才能挤出时间自学。2、年起，我从轮胎车间调过胶鞋车间，7月起该车间升格为国营揭阳县鞋厂，职工待遇开始改善(有了一点奖金)；次年(年，我进厂的第5个年头)我被定为二级工，基本工资41元，附加工资9元，即每月固定收入50元，还有30多元奖金，总收入80多元，相当于我父亲的工资(57.5元，别无其他)、母亲的退休金(28.3元)的总和，可维持3人的生活费用。年9月12日我向厂领导递交“离职升学申请书”时，起码有95％以上的同事认为我是“脑袋烧坏了”(读书几年，少了一大笔收入；毕业后当教师，工资还比在工厂低)，如果我父母亲也有这样的想法，为了眼前的利益，不支持我离职升学(在其他人看来，这完全可以理解:母亲提前申请退休，就是让我顶职，目前每月还有这么可观的收入，怎么能够舍弃？)，我也无法如愿完成学业的。

年3月，揭阳县第一届“电大”招生，我妹被录取(工业企业经营管理专业学员)，开始了历时几年、非常紧张的“半工半读”，我父母亲也尽力支持她，不拖她的后腿。那几年，我妹做到工作、学习两不误，尽力支持家庭经济渡过难关(我去韩师读书，家庭每月少了80多元收入，我在学校领的“职工助学金”只能维持伙食费，其他书杂费还需要家里支持；我弟无“助学金”，每月的生活费、其他书杂费都是一笔不少的开支。如果我妹同时去外面读大学，家里再少了一份工资收入，是无法支持下去的)，这段时间(-86年)我外祖母精神失常、生活无法自理，我妹还经常在周六下班后乘车去河婆帮助料理，陪老人家度过最后时光，也真难为她了。

年中，母亲查出乳腺癌初期，我弟考虑到揭阳这边的医疗水平还不行，将她接到广州，由朋友帮忙，医院商讨手术方案，手术成功(切除部分软组织)，然后是几次复查，我弟、弟妇还有他们的朋友都竭心尽力，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调养，母亲逐渐康复。

我父母亲的职业不同，与外界的接触面也不同。父亲的社会接触面非常广泛，有时因工作需要，还要到别的县、市(包括广州)参加业务交流、培训，见多识广。母亲除了上班，就是打理家务，退休之后与社会的接触就更少了。母亲曾经要求父亲带她出去旅游，父亲忙于工作，表示要等到我有时间带他们去旅游时再出去，而且他有去过的地方就没兴趣再去了，母亲听后非常无奈，我也很为难(收入低:应付日常生活还需精打细算；工作忙:长期处于机关单位的“神经中枢”----办公室，业务千头万绪，很少有正常的休息日。无钱、无时间，要带父母去旅游成了一种奢望----至于我自己也是等到退休之后才有时间和老伴去旅游)，苦无良策。

1年元旦，我父亲身体顿感不适，快要垮下来一样，幸好住宅楼下有一个赤脚医生，请他来输液，遵医嘱服药，并从此戒烟。一个星期后恢复正常，才不用去住院(他最怕这个了)。下半年，我母亲的身体也没有出现什么问题，“魔咒”解除(年在广州动手术后，医生曾经预计她只剩下5年时间)。当年10月，揭阳市光辉旅行社组织赴北京“夕阳红”十日游(乘坐火车往返，每人元)，我尽管本身经济还很困难(每月基本工资、政策性补贴、单位自定补贴合计不足1元，别无其他；老伴的收入也只有多元，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考虑到我根本无可能陪同父母亲去旅游，等到我有条件了，很可能“子欲养而亲不待”，徒留遗憾(至于老伴、子女，以后还是有机会和他们去旅游的)，当即为父母亲报名(特别是考虑到参加旅行团实惠、安全，当时我的一个年轻同事劝我:“老人家乘坐火车来回太累，你这样等于送他们去受苦!还是等到有“飞机团”时，再乘坐飞机去吧!”但我想:他的父母是富人，他的小家庭好几次去旅游费用都是他父母全包的，我俩的家庭情况相差太悬殊了，根本无可比性，他的话无参考价值)，并动员岳父一同参团(岳母在年去世了)，老人家都游兴甚佳，尽兴而归(他们都没有出过省，我母亲甚至未出过本市，在此之前我曾计划为父母亲报名厦门游，他们已很高兴，后听说去北京，更是欣喜若狂，旅游过程拍的照片合集，过后若干年还回味无穷，成了他们的一笔精神财富)。3年10月，该旅行社又组织赴海南“夕阳红”旅游，我又为父母亲报名(岳父同期参加“华东五市”游，未能去海南)，这次是往返6天，每人元，乘车到深圳，转乘飞机往海南，这是他们首次体验(也是唯一一次)乘飞机出行(我自己则是因为从事信访工作需要往北京，在-年期间才有2次乘飞机的经历)。出行目的地一北一南，二次旅游，颇具象征意义。过后几年，3年底到次年6月我家换房、装修、迁居，欠下不少债务(过了三、四年才还清)；年5--6月父亲住院，同年10月全家回老家探亲祭祖，事务多、花费多，动员父母亲旅游的事就暂且不提了。到7年底，债务还清，小有积蓄，我就想为父母亲报名参团到东南亚一游(其他线路的出国游费用太多，我根本不敢想；这条线路那时每人费用元，2人元，加上一点其他费用，一万元可办成)，好歹也算是出国一趟。殊不知，随之而来的一件事，使这个计划“泡汤”了。

年元旦，父亲腰腿顿感无力，行动不便，因患多种慢性病，无法在短期内根治，从此开启了长达九年半、每周一次的求医历程(4年6月9日我家迁新居之后，发现邻近的揭阳市区北门批发市场里面有一家郭氏兄妹开的小诊所，2人都有执业医师证书，诊断准确，收费适宜，我们平时有个头疼发热都习惯去就诊，颇见疗效。我老伴就建议我陪父亲找他们诊病，几乎每周必到，每次几包中药、一些成药；有时老人家无法出门，需要出诊，也随请随到，父亲很满意)，直到年3月，我母亲最后一次住院期间，我们请来一位家政人员“黄兄”(60多岁)来为父亲料理日常生活，他很细心、尽责，粗通医理，并每天坚持为我父亲按摩(至少2次)，父亲身体逐渐好起来，当年下半年起就不用经常去问医生了。

年中，父亲经过一段时间求医问药，身体状态有起色后，我将原准备给父母亲报团参加东南亚游的一万元交给母亲，让她灵活掌握，如遇到合适的短途线路(参加长途旅游已不可能----父亲无法承受)，可与父亲再出去走一走。后来他们又参加了几次短线旅游(2人每次费用合计都不足元)，照样兴致不减。同时我因预感能陪伴父母亲的日子已不多，倍加珍惜，每个星期抽出半天时间(有时周六、日都要加班，就无法办到)，买一点熟食之类给他们改善生活(老人家日常都很节俭)，帮忙做点家务，也能给老人家带来一点安慰。

年4月下旬，母亲旧病复发，住院动手术(这一次手术的范围更大)，十几天后出院。年底，母亲病情再次复发，住院20多天后回家过春节，元宵后精神状态变差，最后一次入院。因为我们这些子女还在职，无法全程陪护，只能请一名护工帮忙(在此之前，母亲对请护工很抗拒，好说歹说才同意；请护工之前，母亲的个人卫生都是我妹忍着身体伤痛为她料理，请护工之后，我妹相对减轻负担，原来的腰肢劳损、胃疼也逐渐缓解)，护工负责晚上的陪护，我们负责白天陪护(方便与医生沟通)。从年底到年4月19日，母亲2次住院合计80多天，我们三兄(弟)妹联系医生探讨医疗方案，申请麻醉药品(缓解病人剧痛)、输血，通力合作，共渡难关。母亲难免情绪低落、急躁，我们在陪护中，都温言软语，常存反哺之心，象对待初生婴儿一样照顾母亲，使她能尽量平稳的度过人生的最后时光。这段时间，父亲也经常过问母亲的病情变化情况，几次入院探望母亲；他还要争取参加母亲的告别仪式，亲自答谢到场亲友，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最后被我们劝阻了。2年多之后，年2月14日，父亲也和母亲一样，远离我们而去了。

愿天堂再无病痛，父亲、母亲在天之灵安息吧!

记成于年5月8日(母亲节)

前文更正:

记事之1“梦回故乡”，开篇的“粤北地区”应改为“粤东地区”；

记事之2“我的祖辈亲人”，我祖父的出生年份是年，年在香港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