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的角度，即便疫情不能够彻底结束，我也能正常生活，尽可能地正常生活，就是说我不能把我保持身心健康建立在疫情完全控制住的前提下。否则你会不停地挫败，会反复地挫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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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2月7日，防疫“新十条”发布，进一步优化落实疫情防控的通知，不再对跨地区流动人员查验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健康码，不再开展落地检。根据防疫工作需要，可开展抗原检测。图为抗原检测试剂盒。图/ICphoto

新京报记者朱清华编辑陈晓舒校对杨许丽

疫情带来的心理创伤，像看不见的隐形伤痕。负性情绪产生的过程被心理咨询师比作树根的生长，当人沉浸其中，负性情绪就向下越扎越深，再想铲除时，可能需要一个更漫长的过程。

年武汉疫情产生的心理危机，更多体现在对新冠病毒认知的缺乏，生与死咫尺之隔的恐慌。今年以来，北京、上海、成都、重庆、广州等各个城市相继出现疫情，人们的情绪共性，由原来对病毒的恐慌，逐步过度到对封控的焦虑。

12月以来，全国各地先后出台优化防控的举措，逐步取消核酸查验，自由进入一部分公共场所。在50个城市核酸“减码”的背后，人们的心理也在悄然转变。

对病毒缺乏客观认识的人、家里有老弱群体的人、身体免疫力低下的人，对未来充满了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焦虑的情绪在他们之间传递，漫天观点各异的互联网信息也在侵扰内心的平静，不同群体之间如何心理互助？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我们能做什么？

我们采访了北京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医院执业精神科医师徐凯文，他曾近距离观察过新冠感染者的心理；我们还采访了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心理治疗师柳少艳，在今年春天上海疫情暴发期间，医院开展心理救助。以下是新京报记者和他们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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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所有这些情况都是新的情况”

新京报：近段时间，各地在优化防疫措施，比如不查核酸了，可以出入一部分公共场所，回归日常生活的同时，也有一些人出现了短期不适应的心理。我们怎么理解当下新出现的一些心理状况？

徐凯文：首先我想说，现在所有这些情况都是以前没遇到过的，不一定有很成熟的应对方法，这是一个基本前提。第二，这场疫情在我看来是一个严重的集体创伤，它打破并改变了人们习惯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以及和他人连接的方式。

第三，目前大家的心理和情绪的反应，不仅仅是对于现实情况的反应，也是对三年来积累的各种负面情绪的一个结果。比如说一点都不焦虑分值是0分，崩溃是分，那疫情前可能我们已经有60分，现在变成80分，是个累积的结果。

在原来已经焦虑水平很高，甚至有一些抑郁倾向的情况下，遭遇新的挑战，新的情况，会出现不适应。我们的反应为什么有的时候比较偏激或者有些反应比较强烈，好像是非理性的，就因为它不仅仅是急性的创伤和应激，它也是长期的慢性的创伤应激。

柳少艳：就上海来说，大家从3月份到现在经历了很多，我个人感觉大家适应变化的能力已经提升了。

焦虑是我们每个人面对这种不可控环境下都会产生的情绪，其实关键在于第一步我们要认识到有这种情绪，然后接纳这种情绪，允许这种情绪存在，不和它对抗。我们不要想着我不可以焦虑我不可以紧张，这样反而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

然后要知道在这样的情绪引导下，我们会意识到去做点什么来面对这个环境。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来保护我们自己。比如说我要戴好口罩，勤消毒，勤洗手。

情绪是有一个度的，适当地紧张和焦虑，就会让我们动起来，去做一些事情。但是过度了之后，情绪太强烈的话，就被这个情绪淹没掉了，可能会把整个人冻住。

这个时候需要做一些放松，比如深呼吸，快速稳定情绪，或者用一些冷水刺激，让自己的理性部分能够恢复，让自己情绪的强度降下来。包括正念冥想、瑜伽等等，这些都无效的情况下，就需要药物干预了。

▲年12月1日，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市民在鹭江地铁站乘坐地铁。随着广州市多个区陆续发布关于疫情防控措施的通告，解除相关区域的临时管控措施，各行各业有序复工复产，民众生活“烟火气”渐浓。图/ICphoto

新京报：防控政策优化之后，什么样的人群更容易感到焦虑？

徐凯文：现在更恐慌的人，易感焦虑的人，可能本身的社会支持是不够的，来自家庭、亲朋好友的支持可能也很缺乏。以及那些本来焦虑水平就比较高的人，对于他来说，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都会没有安全感，这也是焦虑的特征，就是他想掌控，但他掌控不了。

当他掌控不了的时候，他就更想去掌控，那他试图掌控的努力也会让他感到更焦虑——你越想控制越容易失控。可能无论怎么样去做，这种焦虑的情绪始终是存在的，对个体反应比较强的个案要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心理支持。

柳少艳：不管你是在方舱里面还是在方舱外面，本身焦虑水平高的人，遇到事情会雪上加霜。那些适应能力很强的人，他们进了方舱其实对他们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医院支援的时候，一个楼层有个人，并不是个人都会出现心理问题，其实有很大一部分人能够适应这个环境，他们也会紧张焦虑，但是他们能通过看视频或者跟别人聊天得到缓解。

新京报：对于更容易焦虑的人群，他们出现了焦虑和担忧，甚至不敢出门，在心理上，他们应该如何自我调适？我们能帮助他们做点什么？

柳少艳：比如说有人害怕与人接触，害怕被病毒感染，他减少出门，甚至不出门，其实从心理上来说，这是一种逃避现实的行为，它的结局可能是越来越远离真实的社会，陷入孤独的境地。

我们要不断地学习去面对它，去掌握尽可能降低风险的方法，不断地回到社会里面去建立关系，去跟他人交流。回避行为在短时间内有效，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它其实是危险的，会因为恐慌而带来其他更严重的心理问题。

因为回避会让我们越来越退缩，很难听得进理性的声音，很难去过一种本来应该过的生活。

在这个时候，一些老年人需要家庭的支持。我相信他的家庭里面不会大家都认为应当恐惧，不会大家都认为不能出去，对于这样的一些老年人来讲，家人的关怀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老人因为害怕，说我不能出去，子女应该看到其实老人是没有安全感，他需要别人的关心和支持。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做好防护措施，带着他一起走出去，慢慢增加一些社会活动。

徐凯文：高危人群更加需要科学认识，面对现实。他可能需要更严格的自我防护措施，更积极的自我防护态度，这种积极的态度不是否认现实。我们可以用我们掌握的科学数据和事实去跟他们交流，倾听陪伴本身就是支持，让他能够说出来。即便说出来以后，问题也不会完全解决，但是一个人知道他身边是有人支持他的，这个行为本身就会极大地削弱他的不安全感和恐惧感。

我们需要去提供这样的社会资源，比如现在已经有很多心理热线或者远程的心理咨询去帮助这类人群，给他一些心理上的安慰和支持。科学知识也应该持续地大量普及，我想会对缓解整个社会的焦虑水平有帮助。

新京报：如果我们确诊了新冠阳性，心理上我们会面临什么状况，如何应对？

徐凯文：最近这两天我有两个同事就被感染了，阳性了，但是没有什么症状，被感染，心理上还是有压力。我觉得一方面在最开始的时候会有否认的心理，因为没有症状，而且之前核酸都是阴性，起初我们会不太愿意接受这个事情。

另外，会担心影响家人影响自己的孩子，这个影响不仅仅是体现在我真的生病了，而是在于它会改变我们的生活状态，它会影响到和我们密切接触的人，比如孩子、老人。包括可能也会担心被排斥被嫌弃，这些方面都是新的焦虑和压力的来源。

这个时候，我们身边所有同事都去支持他。一起帮他买药，安排地方隔离，联系医疗资源，总之这种社会支持特别重要。但是这个社会支持跟其他的灾后救援不一样，你去帮助他本身这个行为可能会使我们自己受感染，所以无论是感染者还是身边支持的人，多少都会有这样的压力。但是互相撑一把，仍然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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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事实缝合人们立场上的裂痕

新京报：当下，人们对新冠感染者康复的文章，奥密克戎致重症率等科学数据有了更多